在房县城关镇有个泉水湾村,村子里曾有个占地面积达2000多亩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就包括有着四百余年历史的朱氏祠堂和周围的连片建筑,清军入关后,南明定武小朝廷于1646年——1663年在此设立皇宫,供皇帝朱本铉居住。从现存的朱氏祠堂、花园、大院和祖坟来看,其建筑和遗存既有宗祠特点,又有皇宫风格,是一处独具特色的古代建筑。

祠堂是中国古人的精神家园,一年四季,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四时八节,祭祀不断。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古人认为祖先就在冥冥之中,保佑着家世的兴旺,子孙的繁衍。

南明定武帝朱本铉,明朝宗室,袭封为韩王,被李自成部将拥立为皇帝,在位18年,1664年死,死因,葬处不明。

建筑历史悠久

祠堂,往往建在风水宝地上,背后必需要有“靠山”,以山岗作为屏障,四周往往有几棵、十几棵参天古树簇拥,祠堂周围都是同姓人家聚族而居的血缘村落。

公元1646年,李自成部将郝永忠为联明抗清,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定武,定武帝朱本铉政权依靠农民军的支撑,先后活动于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一带,与清朝相抗衡。公元1663年,农民军进攻四川巫山时被清军战败,郝永忠被俘杀害。

朱氏在房县的历史非常久远。当地朱氏后人说:我们的始祖是上古时期尧帝的儿子丹朱。尧帝五十八年,使后稷放帝子于丹水。后来,帝子丹朱避舜于房,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现在房县县城东北有尧子垭、城西南二郎岗有丹朱墓遗址。

本期推送,就为大家介绍经典祠堂的历史、结构和分类。

第二年,定武帝朱本铉死。

1368年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政权,建立了大明王朝。1412年,明成祖朱棣在房县以北百余里的武当山大建道教宫观,祭祀玄天上帝。此后,明朝历代皇帝均视武当道观为皇室家庙,皆奉玄天上帝为皇家守护神。而这段时期,房县城外的泉水湾村朱氏祠堂已经初具规模。当地朱氏族谱记载:后人在维修祠堂时,发现梁柱上刻有“修造于大明嘉靖四十年”的字样。以此计算,房县朱氏祠堂迄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是湖北省现存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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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明嘉靖十五年,嘉靖皇帝颁布诏书,允许民间“联宗立庙”。此后,中国普通家族也能像帝王贵族一样修建家庙,在祠堂里祭祀祖宗。这改变了以前普通官吏和庶民没有资格修建家庙,只能在户外祭奠祖宗的局面。明嘉靖十五年,朝廷允许民间“联宗立庙”后,对于宗祠的建造仍有一定限制,宗祠房屋开间的多少、台阶有几级、宗祠的面积等,都要根据家族中走上仕途的族人官阶来定。后来,民间建造宗祠的风气渐浓,朝廷的这些规定逐渐弱化。

祠堂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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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权稳定后,对明朝皇室遗族采取了怀柔政策。如清顺治十八年,清朝分别授予明朝奉国将军朱议滃,藩王朱璟涑、朱至濬、朱鼎瀇等“骑都尉”和“云骑尉”,并赐给俸禄、人口和田地等。清雍正二年,随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被俘的明朝代王后裔朱之琏,被雍正帝封为一等侯,并抬入正白旗,负责祭祀明朝皇帝。据记载,清朝灭亡后,朱之琏的第十代孙朱煜勋,仍然被称为一等延恩侯,继续在溥仪的伪满朝廷里出入。清道光九年,房县朱氏宗祠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建。修建后的祠堂仍保留着明朝时期皇室家庙的格局,并得到了清朝地方官员的认可。

祠堂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是血缘权力的外化。“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

野史中关于定武帝的记载:朱本铉是明朝宗室,世袭封为韩王。正当南明政权一个接一个地覆亡,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大顺农民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挽救了危局。自李自成死后,他的余部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永忠、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公元1646年,李自成部将郝永忠为联明抗清,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定武,定武帝朱本铉政权依靠农民军的支撑,先后活动于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一带,与满清相抗衡。1647年,郝摇旗部护卫逃来广西的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1663年,农民军进攻四川巫山时被明朝降将吴三桂击败,郝永忠被俘杀。次年即定武十九年,朱本铉驾崩,死因无详细记载,葬处不明。

朱氏祠堂建筑群主要建筑包括朱氏祠堂、朱家花园、朱家老宅、朱家大院和一世祖坟。其中朱氏祠堂分为五进两院,五进即牌坊、大门、仪门、享堂和寝堂;两院即东西两院。第一进牌坊现已被毁,但资料显示,该牌坊是三间四柱三楼式建筑,上面镌刻有四个大字
“明初故里”。房县朱氏后人对“明初故里”的解释是:明朝初年,房县就有相当规模的朱氏人口在此生活,并修建了宗祠。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有多种功能。祠堂是父权、夫权、族权和神权的体现,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受到处理,直至逐出宗祠,它是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在这里上学。正因如此,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外姓、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都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到重罚。

真实质疑

朱氏祠堂现存的大门、仪门、享堂和寝堂,被房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正为其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十堰市历史学家匡裕从教授、《十堰市志》编修陈泽范副教授和十堰市原住建委副主任朱天峰等人,在实地考察后认为:房县朱氏祠堂内饰雕刻具有皇室建筑风格,体现了皇家祠堂的特点;朱氏祠堂的建筑风格和雕刻技术具有明朝中早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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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清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清朝初年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依据不可靠的传闻在南明诸主间添了一位所谓年号“定武”的“韩主”,对后世研究南明史事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作为南明定武皇宫十七年

祠堂的基本结构

其文云:韩王本铉,系太祖十九子宪王松之后,世封平凉。崇祯十六年,李贼自成陷陕,王被执,间脱。适献贼陷楚,其部将郝永忠者枭悍,军中望永忠摇旗辄奋,遂以郝摇旗着名,敌遇之震。及献贼死,摇旗内款,独奉韩王为主。自闽事坏,韩便称尊,改元定武。尝移书桂主,叙长幼,不称臣。……癸卯定武十七年,来亨被困,弃七连,保谭家寨。永忠与二虎合力,从来亨北御,大战四昼夜,北协湖广之师大挫。已而,巫山不能守,先败。房山旋败,韩主不终。

公元1644年,是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的哥哥朱由崧在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扶持下于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定次年为弘光元年,其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但弘光皇帝在位仅一年多就被清朝俘杀。此后,朱明王朝的皇族建立了多个小朝廷。其中,1646年,明韩王朱本铉被郝摇旗、李过等人拥立为皇帝,年号定武,建都房县。十七年后的1663年,清军将领穆里玛、图海等率领八旗大军进攻房县等地的抗清武装,朱本铉在战火中不知所终。定武王朝是坚持时间最长的抗清政权,房县也是南明小朝廷的最后一个基地。

单进、单路祠堂

以顾诚为代表的一些南明史学家质疑“朱本铉”的存在,认为是查继佐讹传,其论据主要包括:

拥立朱本铉的郝摇旗、李过等“夔东十三家军”是明末农民起义武装,他们没有大的城池作依托,队伍流动性强,只能在山岳江河间与敌人周旋。因此他们拥立朱本铉在房县称帝时,只能因陋就简地把老房县城作为都城,把房县朱氏祠堂旁的朱家老宅作为皇宫。

由单座建筑组成,一般多为纪念祠,如刘猛将祠、陆羽祠,这类祠堂规模较小,是一种简式祠堂。

一,郝摇旗原是大顺军李自成部下偏裨,误作大西军张献忠麾下之枭悍。

朱家老宅位于房县老城的西边,朱氏祠堂的东南面,祠堂和老宅之间隔着一条巷道,这条巷道叫朱家巷子,朱家巷子现在还在。朱家老宅的大致范围,即在如今的房县城关镇中西关、下西关一带。清朝末年,因为国运的衰落和外国势力的进入,家道中落的朱氏后人被迫在清光绪三十二年,把朱家老宅卖给挪威传教士。挪威传教士在此建起了福音堂。解放后,这里成为房县人民医院所在地。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如今这里变成了居民区,朱家老宅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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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忠乃郝摇旗联明抗清后隆武帝所“赐”之名,误作本名。

据估计,朱家老宅占地面积约十三亩,建有房屋108间。这些房屋大多是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顶部砌有马头墙。这一百多间徽派房屋相互独立,自成一体。但又互为依靠或有小巷连接,形成相对统一的整体。朱家老宅正中是一座有七间房子组成的四合院,明显比周围的房子高大。四合院的正门口放着一对石狮,上三级台阶后跨过高高的门槛就进入了院子。坐南朝北的三间正房带有阁楼,木结构的屋梁屋柱雕刻着各种吉祥图案。据说,这里就是朱本铉居住了十七年的地方。这座老宅外面除有朱氏祠堂,还有朱家花园、箭道、客舍、马厩等练兵和公务接待的场所。

茶圣陆羽祠

三,郝摇旗长期追随永历朝廷,不仅同何腾蛟、瞿式耜交往甚多,还曾在桂林亲自护卫永历帝出逃,误为自隆武帝遇难后即拥戴韩王本铉称尊,改元定武。

朱本铉,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韩王朱松的第九世孙。清初被抗清复明的义军拥立为定武皇帝,庙号为平宗。查继佐写的南明史书《罪维录》中是这样记载他的:“韩王本铉,系太祖十九子宪王松之后,世封平凉。崇祯十六年,李贼自成陷陕,王被执,间脱。适献贼陷楚,其部将郝永忠者枭悍,军中望永忠摇旗辄奋,遂以郝摇旗著名,敌遇之震。及献贼死,摇旗内款,独奉韩王为主。自闽事坏,韩便称尊,改元定武。尝移后桂主,叙长幼,不称臣。癸卯,来亨被困,弃七连,保谭家寨。永忠与二虎合力,从来亨北御,大战四昼夜,北协湖广之师大挫。已而,巫山不能守,先败。房山旋败,韩主不终。”查继佐是当代作家金镛的宗祖,他生活在明末清初,曾在南明鲁王政权中任兵部总务主事、方郎中、御史监军等职。作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他记录的定武皇帝史事可信度很高。

两进祠堂

四,即便有明初所封韩王后裔在大动荡中流落他乡自称或被推为“韩王”,也不可能名为“朱本铉”,因为按朱元璋亲自反复修改酌定后颁布的《皇明祖训》《礼仪》篇规定了诸藩命名世系的二十字,“本”字为封于山东兖州的鲁王位下第十九世,明朝灭亡时鲁藩才传到第九世“以”字辈,如袭封鲁王朱以派、朱以海兄弟,根本不可能出现“本”字辈;韩王位下没有“本”字辈,韩王由朱元璋所赐的辈分排行用字为“冲范征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所谓“韩王朱本铉”完全是空穴来风。

1663年,定武皇帝朱本铉不知所踪,而同时期房县则出现了一个叫朱遇龙的人。朱遇龙,字吉人,号云从,生活在距今四百余年的明末清初,房县朱氏后人称其为“一世祖”。朱遇龙的坟墓在今房县西门河北面,呼北高速公路南面,与朱氏祠堂隔河相望。朱氏祠堂的牌坊、大门、仪门、享堂和寝堂与朱遇龙的坟墓在一条中轴线上。种种迹象表明,朱遇龙或许就是朱本铉。证据如下。

即由祠门、享堂构成的祠堂,两侧由两厢或廊道连接,类似民居院落,侧翼有时设置居住的别院附房,如陶中丞祠、周敦颐祠,这是无锡惠山镇祠堂的主要模式之一。

以孟森和柳亚子为代表的另一派南明史学家则倾向于肯定朱本铉的存在,认为是韩王朱松后裔,但所引资料多来自野史,尤其是《张苍水年谱》。

首先,从朱遇龙生活的年代来看。朱遇龙生活在距今四百余年的明末清初,其长子房传承了十四代。而同时期的朱本铉在房县被拥立为帝,在房县朱家老宅生活了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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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考证定武帝应为朱亶塉。但是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4册》中摘录的《崇祯十二年礼部题请敕谕诸藩》手本底稿中明确开列韩王韶?的名封于后,因此可证明明代最后一代韩王应为朱韶?。按明代韩王系命名字派的规范,此韩王朱韶?应是朱亶塉的儿子。

其次,从朱氏祠堂的建筑和装饰风格来看。现存的朱氏祠堂在建筑和装饰的许多地方有皇家元素。如在祠堂主要的殿堂——祭祀殿的大门横梁上,雕刻着两条龙和一个大大的“帝”字。

濂溪先生周敦颐

查继佐曾经在鲁监国政权中任职,所着《罪惟录》中也记载:“自帝系成祖下,预派二十字,世以辅名,名旁按五行取相生义。……而亲王亦各派二十字,载玉牒”,可见疏于查考。查氏立志着史,但常有失误。如他在《鲁春秋》一书中开头就说:“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杭诸绅奉皇太后命敦请潞王朱翊镠监国。”把朱常淓误记为其父老潞王。记鲁王监国事又云:朱以海“甲申,甫袭封四日而东师入兖州,王南奔浙江”,显然是把1642年清军攻破兖州与1644年大顺军接管山东两件事混为一谈。记绍武政权则说:“唐王朱聿镇据广州自立”,把朱聿鐭的名字误写作聿镇。查继佐在清初搜罗史料不易,辨别不清,误信讹传本不足怪。辛亥革命后,孟森先生依据查氏所记,不厌其烦地抄录最常见史籍,撰成《后明韩主》一文,尽管他连东安王朱盛蒗、韩王朱本铉是一人还是两人都说不明白,仍然武断地写道:“是年献忠陷平凉,韩王被执而脱走入楚,遂为郝摇旗所得而奉之。摇旗等盖已先降,其奉韩王,自为明延统之意矣。以后摇旗等久不见于史,从《罪惟录》观之,则正于山僻中缔造一韩主之明国时也。韩主立国,在丙戌九月闽败之后,已当清顺治三年。而十三家之帅,遂以郝永忠、李来亨等着。……”

第三,从朱本铉非同寻常的经历来看。明太祖朱元璋在把皇子分封到各地做亲王时,为他们制定了为后人取名命字的原则和方法。韩王房的字谱是:“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但到“亶”字派即朱本铉时,遇到了明末的大乱。朱本铉逃亡房县,被拥立为帝。十七年后,清军剿杀抗清武装,朱本铉逃亡潜入民间。可能是为了隐藏明朝皇室身份,他改名为朱遇龙,并重新为后代定立字谱为:“龙色兆世文,大元瑞彩云,圣德志天永,贤良耀凤麟……”朱本铉两次成功逃亡,说明其具有较强的风险防控能力,他潜居房县民间的可能性很大。

三进祠堂

在南明诸将领当中,郝摇旗的记载是比较多比较有系统的,孟森先生说“摇旗等久不见于史”,只能说明他自己所见史料甚少。柳亚子先生撰《南明史纲·史料》一书中有《韩王本铉传》,他察觉了查氏所记有些不可靠,如韩藩排行没有“本”字辈,郝永忠不可能在隆武二年拥立本铉之类,也不列入正“编”之中,然而在传文中仍然写道:“隆武二年丙戌八月,汀州不守,绍宗襄皇帝殉国。本铉方拥众保郧西乱山中之房县,遂建号自立,改元定武。然局蹐一隅,不能有所展布也。”柳亚子文中根据的除查继佐《罪惟录》外,多次提及全祖望、赵之谦撰写的《张苍水年谱》作旁证。其实,张煌言本人的诗文集中从来没有提到“韩王”、“定武”,他写的《送吴佩远职方南行访行在兼会师郧阳》诗,意在寻访昆明破后流离失所的永历帝并且同夔东十三家军建立联系。全祖望、赵之谦撰年谱为此诗作注时即误信查继佐《罪惟录》窜入了“奉韩主本铉为主,改元定武”的情节,既歪曲了张煌言的原意,更无助于证实“韩主定武”。

第四,从房县朱氏家族源流来看,房县朱氏早在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以前就已经存在,并修建了祠堂,牌坊上的“明初故里”就是证明。但是,现在他们供奉的“一世祖”朱遇龙只是明末清初人,那么在朱遇龙之前,已在房县生活了一百多年的朱氏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在房县军店镇指北和化龙堰镇大垭山等村镇,还有七处朱氏族人居住地。他们有的是在明末清初为避难,而主动分散迁徙来的。有的可能是朱氏老宅的老户,为给定武皇帝腾房屋,而主动搬出来的。出于对家族尊贵者的敬重,他们皆奉明末清初来到房县的朱本铉为“一世祖”。因此朱遇龙可能和朱本铉就是一个人。

即由祠门、享堂、寝堂或祠门、二门(也可称仪门,其后部有时设有戏台)、享堂构成的祠堂,侧翼亦可能有祠丁居住的别院附房,前者如顾可久祠、薛中丞祠、周文恪公祠,后者如张中丞祠、原陆宣公祠,这也是惠镇祠堂的主要模式之一。

我们无意于对前辈学者吹毛求疵,但是,在南明史上凭空增加一个立国建号十七年的朝廷事关重大,不容不辨。即如孟森所言,“治明史者,不能忽为细事”。既然不是“细事”,又何必在未加详考的情况下作出极大胆的论断?只要对南明众多史料和清初档案加以排比考证,就可以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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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称尊建号的“韩主”纯属讹传,并不是说明清易代之际没有一位“韩王”曾在郝摇旗营中参与复明运动。明崇祯朝廷覆亡前后,诸藩有的被擒杀,有的轻信清廷给以“恩养”的谎言自投罗网,有的流离失所。南明自弘光以后,除了对身分明确者予以安置外,已经不能依据谱牒确定袭封人选。朱明宗室人数既多,谱系亦紊,有的自称或被推为“一字王”以资号召,并不足怪。在现存档案、野史等文献中无论是在清统治区还是在南明管辖区都有很多谱系袭封情况不清楚的明朝藩王。郝摇旗营中确实曾经有过几位藩王,一位是东安王朱盛蒗,一位是通山王朱蕴釨,另一位是韩王朱璟溧。朱璟溧是明太祖之子韩宪王朱松的九世孙,顺治五年山西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时,他被虞胤、韩昭宣推举为“韩王”,作为复明运动的号召。山西兵败以后,朱璟溧逃到湖广的南明控制区,不迟于1651年进入设于湖北房县山区的郝永忠营里。他虽然很可能不是韩藩世袭近支,但是由于在山西等地复明志士中有一定影响,又受到夔东抗清义师郝摇旗等人的郑重接待,永历朝廷在宗藩凋零、谱系紊乱的情况下,出于策略考虑承认了他的韩王封号。从现有档案等文献看,韩王朱璟溧的任务主要是代表永历朝廷联络北方的复明势力。

顾可久祠

清初档案内有一件报告“逆王”朱存梧在河南洛阳地区秘密联络反清人士,准备在1656年元宵节起事,夺取洛阳的案件。朱存梧被清政府捕获后供述他在1651年到过郝摇旗部据守的湖北房县山中,“住半年,与韩伪王相处,他是一字王”。朱存梧的供词明确说这位寄居于郝摇旗营中的韩王只是“一字王”,并没有说他建号称尊。何况朱存梧还供称在这以前,他还“潜身至贵州省下投见永历,说要中兴,领受有龙边伪票一张,无龙边伪札四张,又空头伪札二张,结连会兵”,显然同郝摇旗等人一样是尊奉永历朝廷的。

四进祠堂

另一件清方档案为湖广总督祖泽远在顺治十三年的奏疏,其中说:山西人李企晟“先在韩城一带与虞胤同韩昭宣结草作乱,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企晟自加伪总督职衔,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内自华山出营”,后来取道潼关、河南邓州、淅川,到达湖北均州,“郝永忠将企晟接入营盘安住。……至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引企晟出山。比企晟遂于贼营内携带镀金印一颗、伪银印五颗、铜关防十八颗,伪永历敕札一道、伪历日一本,伪韩王龙札三十二张、伪龙票一十八张、伪国公札付五十张、伪咨揭帖三件、伪告示一十七张、伪书札五十件”,本拟“往陕西一路给散”,为南明招兵买马,不料进入清辖区不久就被清军捉获。李企晟在供词中说,他“于十二年间自华山来到邓州浙川县,至十一月十五日到均州黄家湾过河,十六日进山,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房县郝永忠贼营住两月半,见韩王并郝永忠商议联络内外兵马,会同兴山、巴东各家头目,随领出敕印关防共二十四颗并龙告示书札,仍往山西一带散给众党陕西虞胤、太行山牛光天、五台山高鼎等”。

即由祠门或门楼、二门(也可称仪门,其后部有时设面向享堂的戏台)、享堂、后堂构成的祠堂,两侧可能有边路,如春申君祠、扬四褒祠、福建马尾海战昭忠祠,此类祠为敕建的官祠,规格较高由官方定期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文件中还提到李企晟派随行人员李得福到郝永忠营后“差赴云贵通信未回”。沈佳记:丙申十年五月初一日,永历帝由李定国扈卫到昆明不久,就批准了韩王璟溧的请求,加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头衔联络山西、陕西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进行斗争。从上面引用的文献来分析,韩藩宗室朱璟溧是在山西姜镶等人于顺治五年反清时被虞胤、韩昭宣等拥立的,以“韩王”名义“行伪永历事”,权宜委任参加起义的文武官职。晋、陕大规模反清运动失败以后,朱璟溧辗转逃入湖北房县一带的郝摇旗营中,同永历朝廷的关系肯定比在山西时要密切一些;郝摇旗以至永历朝廷也希望借助他在晋、陕一带的旧有影响和关系联络北方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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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掌握的只限于几件片断的可信材料,这些材料却毫无例外地证明韩王朱璟溧只是作为永历朝廷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活动。从1656年清军对夔东明军根据地展开三省会剿,时间已过六年,没有见到文献中再提及韩王朱璟溧,大约是已死。同郝摇旗、袁宗第等人一道被俘的只有东安王朱盛蒗,毫无“定武十七年,韩主不终”的任何迹象。如果清军擒杀了一位南明皇帝,当事文官武将必然在奏捷疏中大肆吹嘘一番,怎么可能一字不提呢?至于夔东十三家武装尊奉永历朝廷,十三家首领人物和部将接受永历朝廷颁授的官爵,作为朝廷的象征和负责联络各部的“督师”、“阁部”、“部院”和太监都由永历帝委任,有大量材料证明。

马尾昭忠祠

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必须剔除所谓以“韩主”为首的“定武”朝廷的谬说,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三路四进式或边路三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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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线保持三进或四进,并有左、右两路或一路,一进或二进式。如王恩绶祠,是平面布局为最完整的三路四进式;张中丞庙为两路三进式(西路由许远殿、鲁班殿、垂花厅组成);邵宝祠为两路三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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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的分类

宗祠

广义的“宗祠”又可以分总祠、宗祠、支祠和家祠四类。

总祠

较大范围内共同祭祀的宗祠,已经超出了同姓同宗的血缘关系,包括了较大地区内同姓同族的不同支派、血缘相对较远的族系,甚至包括没有血缘的异姓。如惠山朱熹祠,既是无锡周边各县朱氏祭祀的总祠,也是儒生们公祀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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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华孝子祠也是无锡地域内一个庞大的华氏族系、合族共建、长期共祀的重要总祠的典型代表,其规制完整,建筑古朴精美,而且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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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

此类宗祠即俗称的祠堂,它是从支宗或若干家庙聚合升格而成的,无锡惠山保留较多,它是以一个同姓、同宗各支的宗族共建合祀先祖的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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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祠

支祠为宗祠下属的分祠或各房支的支祠,又称小宗祠,由一个同姓家族支派所组成的血缘组合,地域范围较小,血缘关系更亲近,长幼字辈十分明确。一些富家大户和本邑望族支派较多,就独立建祠。

家祠

家祠为合户之祠,又称家庙,无锡俗称为“家堂”,是祠堂类型中最小的一种规格,也是早期的民间祠堂形制。

如徽州叶氏祠堂,宗祠是每一族的后裔为祭祀一世祖所建的祠堂,一个村落的姓氏只有一个宗祠;支祠是一族内各方祭祀各房的直系祖先所建的祠堂,支祠可能有多个。一个家族,一开始时建有总祠,后来各支派人丁兴旺又各自建有支祠。叶氏宗祠,即叙秩堂,叶氏支祠,即奎光堂。其代表祠堂如下:

叶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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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宗祠,即叙秩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南屏叶姓始迁祖叶伯禧,元朝时由祁门县石马山迁居至此。

叶氏支祠,即奎光堂。始建于明弘治年间,距今500多年历史。是南屏叶氏祭祀其四世祖叶文圭公的会堂。

女祠

祠堂内一般是既供奉男祖先神主,又供奉女祖先神主。明清时期,在安徽歙县有的宗族兴建了女祠“专奉女主”。其代表祠堂如下:

棠樾鲍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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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樾有个专门为女性修建的祠堂——清懿堂,清懿堂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由鲍启运修建。明清时期正是鲍氏家族的辉煌时期,外出经商做官的男性不在少数,家中只剩下女性勤俭持家、贞烈守节。当时鲍氏家族的贞节女子达到59人,故而立祠纪念。

专祠

专祠是指为特定的人或神设立的祠宇。古代有大功德于民者。得封神号专立祠庙。其代表祠堂如下:

堂樾村世孝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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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孝祠”始建于清嘉庆六年,是鲍氏家族二十四世孙鲍志道所建。用以专门供奉孝子牌位、教育后代修身的祠堂。

行祠

行祠,专祭祀某名人的,但立祠处又不是该人故里,遂称行祠。其代表祠堂如下:

吴王行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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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为纪念孙权,于明朝洪武八年在湖北咸宁嘉鱼行宫原址上修建了吴王行祠。行祠内供奉有吴主孙权及张昭、周瑜、鲁肃、诸葛瑾、吕蒙、陆逊、徐盛、丁奉八位东吴名臣像。行祠两度被毁,现存吴王行祠复建于1993年。

总之,祠堂祭祖,是古人血脉汇聚、增进感情、精神认同的家族功课和不忘根系、感恩思孝、端行修德的人生功课。

古代祠堂建筑是时代的产物,以其高度的综合性和神圣性承载历史,见证文明。对祠堂建筑的分析与研究,会产生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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