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 中国论

石介 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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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是北宋的教育家,兖州人,字守道,生于公元1005年,石介的父亲石丙曾经担任太常博士。石介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考取进士,担任过地方的推官,后被贬。其父母去世后,石介便自己在家耕田种地,开办私学,给人传授《易经》,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学者。

《怪说》是北宋教育家石介的作品,其中主旨是指斥杨亿为首的西昆诗体。石介是北宋初的学者、教育家,字守道,人称徂徕先生。生于公元1005年,在其二十六岁的时候考取进士,但是后来被贬官,最终在家开办私塾,教人读书。其作品有《中国论》、《怪说》、《石徂徕集》等。

这篇文章来源于我与诗人赵岚聊天中的一句玩笑话。

因为石介从小就刻苦学习,行事很是果断。他勇于向当时的北宋政府支出其存在的问题、官僚的腐败等,他认为当时流行的佛教和道教影响力正常的文风,所以他就写下了《怪说》和《中国论》,书中对当时社会文学进行了分析和评判,随后又写下《唐鉴》来挺行北宋统治者宦官带来的危害。

北宋初期,西昆诗体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它得名于《西昆酬唱集》。其中记载了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首的将近250首诗歌。因为当时的诗歌追求辞藻华美和对仗工整,所以这首诗歌集被广为传唱。

中国古代的诗歌唱和,始于东晋,盛于唐宋。不过一般所称的唱和应该是写同题詩了,唱和因人而异,并且历来对唱和诗评价不一,不好一概而论。唐代两人人之间的唱和比较多,比如李白与杜甫、王维与裴迪、柳宗元与刘禹锡及元稹与白居易,晚唐还有杜牧与张祜,这些都算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了。当然说起唱和,就不能不提到元稹与薛涛之间的元薛酬唱,二人之酬唱诗举一例即可体会:

《中国论》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中国”二字为题目的文章,“中国”二字最初是指上古时代华夏一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国家,因为在全国国土的中间地带,居天下之中,所以称之为中国。后来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就泛指中原地带。

但是西昆体作家大都是生活富裕,地位也很高,所以他们的诗歌中很少有现实的内容,大多都是酬唱之作,并且西昆诗人也只知道一味地模仿,诗歌中缺乏真情实感,所以被很多复古派所批判,其中就包括石介,石介将西昆体称之为“怪”,并加以攻击,写下了《怪说》,后来、梅尧臣等人开创新的诗歌之风,西昆体便逐渐走向衰败。

寄赠薛涛

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寄旧诗与元微之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

月下咏花怜暗澹,雨朝题柳为欹垂。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教男儿。

其中谈论的有地理、文明、民族三个方面。石介在《中国论》中传达一种当时宋朝人内忧外患的意识,并且在文章中石介将“夷夏之争”、“儒释之辩”等问题系统化,体现了北宋人睿智的预见性思索。

而石介本人也存在很多后人称之为“怪说”的言论。石介强烈维护儒学的地位,而对佛说和道家的言论进行强烈的批判,称佛、老聃是冒牌的圣人。并将佛、老聃、西昆体合称为“三怪”,并且主张一定要禁绝这些,还说佛老之说乱俗,杨亿之文害正,如果不禁止的话,会使华夏中国变为蛮夷,儒学正典会消逝。

这元相国薛校书,一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一为彼时数一数二的大才女。二人惺惺相惜,多次聚会唱和,之间的香艳故事和风流韵事根本就无需编排。这两年唐诗研究中的元稹研究也开始走八卦路线,元薛关系也就自然躲不脱那些雪亮的贼眼。一些学者认为元稹使蜀时与薛涛有楼台会、有诗往来,两人之间必定是情人关系,还安上了当下时髦的姐弟恋帽子。当然意见不可能一边倒,同时也有人谴责元稹人品的卑劣,不是什么“一往情深”而是“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还完全可能“宪宗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十几年来,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常关系”。评论是多方面的,也有所谓十分正能量的说法,认为薛、元之间只有唱和、没有恋情,更无媾合,历来传闻元稹轻薄好色并无历史根据,不足采信。甚至在此基础上还有元薛唱和诗“实为他人伪作”的推断。真是道不明、说不清是真恋爱还是亚偷情的元薛酬唱!

《中国论》还正面反驳佛家和道家的学说,表现他对儒学正统和传统纲常秩序、观念的坚持。石介认为若是按照道家所说的思想,那就是让社会脱离劳动,这必定会增加社会的负担,影响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石介为什么那么坚持批判道家的原因。

石介墓

元薛酬唱那是两个男女诗人的事,论及酬唱这种诗歌活动,我们无论如何做不到对初宋的西昆酬唱视而不见。大到谈中国古代文学史,小到只谈宋诗,不可能回避那个很有名的文学流派西昆派。西昆派的代表作就是有名的《西昆酬唱集》。目前正统的中国文学史对西昆派和《西昆酬唱集》的评价极低,什么“创作的目的仅是为了唱和,创作方法就是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重新加以编组,毫无内容”、什么“写来写去,无非为了搬弄几个陈腐的典故”、什么“一点没有顾到文学的内容”。如果换一种30年前的文学批判口吻,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定性:“这是一本大搞形式主义,脱离社会现实,玩弄辞章典故,艰深晦涩难懂,落后保守的封建地主官僚思想的文化产物。”这就算一脚踩死、一棍子打死了。最多略微带一句“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该书有一点借古讽今,同时对初宋诗风的变革有一点推动作用,”
嗯,也算是装殓师给死人打点腮红。

论根本策 石介

石介是北宋初期的教育家、学者,和胡瑗、孙复并称为“宋初三先生”,生于公元1005年,公元1045年病死在家中,享年41岁。其墓碑是石介墓现在徂徕山西北麓桥沟村的南面,其墓碑前面还有后世学者为他做的石碑及欧阳修为他写的墓志铭。

对西昆派的文学打击从宋代就开始了。调侃一点说,作为“文学左派”的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人最为卖力,但穆尹二人好像还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批判。公正地说,范文正公文学创作并不甚丰,文、诗、词皆有佳作,“内容切于实际,立意主乎规谏,感情激昂真切,风格清雄悲壮”(陈继征,《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他当然看不上他认为的轻内容、重形式的不良文风,不批不是他的性格。但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很过分了,不但从文风上讨伐,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以害道之罪以及郑卫之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靡靡之音)加之。石介直截了当给西昆派老大安了个天大的罪名:“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如果有大宋文学裁判所,多半杨亿老兄会得个“招合朋党,欲规不轨,大逆不道,宜极重诛”的结局。我猜测后世对西昆派的否定的源头应该就是从这四个“文学左派”这儿来。

《论根本策》是北宋学者石介的作品,石介是北宋初期着名的教育家,其本人为人耿直,尊儒道,认为佛说和道家学说都是不正统的学说,会危害社会的发展,其作品言辞都颇为犀利,直指政府、社会的痛处。

石介祖籍兖州,在徂徕山读书,因后来自己开设私塾,所以被称为“徂徕先生”。

站在一个诗歌写作者的立场上,我认为文学史对西昆派的定论和评价是极其不公正的。初宋诗基本上很难看到什么专门的研究成果,由于一直沿用历代的负面评价,西昆体也就一直背负着“抄袭、剽窃李商隐”且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恶名,甚至还遭到了异常苛刻的抨击与嘲讽。稍微客观一点的定论也只是说尽管西昆体的成就高于白体和晚唐体,但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

在《论根本策》中,石介主要阐明一个主题,即“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他在首句就提出此说法“民者,国之根本也”。他说一个君主治理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只要看人民就知道了,如果人们生活地不混乱,即使国家混乱那也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国家不混乱,人们混乱了,那才是真正要担心的。随后石介举例论证自己的观点,汉高祖、汉景帝、三人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是因为他们懂得团结民众。

石介的代表作有《中国论》、《游灵泉山寺》等。石介为人耿直,直言敢谏,二十六岁考取进士,封了个小官,因为经常上谏得罪了当时刚登基的,后来便不再被重用。其父母死后,开始服丧,后又被推荐给朝廷,当时石介写了个《庆历圣德诗》贬低保守派,指责当时反对革新的夏竦为大奸人,自后二人便成为死敌。后遭到夏竦的诬陷,被流放到濮州,还没到地方就病死在家中了。

西昆体的出现对革除晚唐以来以及宋初晚唐体、白体的“风花雪夜,小巧呻吟之病”、“芜鄙之病”无疑具有革命性的作用。晚唐体和白体诗在初宋发展了四十来年,已经被写滥了,就像现在的汉语现代诗写作一样,各个写作社区以及诗歌微信群和QQ群无不充满了小机巧或虚情假意以及平庸浅陋,完全是陈词滥调的类晚唐体和白体的现代诗歌,根本没有创建一代新诗风的可能。从西昆体的流变看,杨亿应该是已经厌倦了晚唐体和白体诗的写法,于是另辟蹊径。杨亿并没有排斥其它诗体,唯我独尊,相反他欣赏不同的写作手法。我想其他西昆派诗人在理念上应该与杨亿差不多。

然后又在经典着作中取证,管理国家不能不依附百姓。如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明民众的重要性。因为民众虽然是普通人,但是民众中有豪杰也有奸雄,之所以不敢轻视民众,就是因为民众的豪杰在民众饥寒的情况下可以推翻统治者的统治,如各个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而奸雄可以迷惑统治者加速国家的灭亡,如自古以来的不少宦官如等。所以昏庸的君主不知道民众就是天下,将民众看做草芥,如,,而圣明的君主将民众视若珍宝,如唐太宗、等。

石介死后,夏竦还不善罢甘休,想借助石介把革新派一网打尽,恰巧当时徐州的孔直温谋反被抄家,而石介与他曾经交好的书信也被查出来,夏竦就告诉宋仁宗其实石介没死,是在诈死,宋仁宗又派人去验尸,后来被当时在场的数百人集体作证才镇压下来,这件事当时轰动全国,让人义愤填膺。为此欧阳修还特意为石介写了一首《重读徂徕集》来纪念石介。

一如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西昆体一改五代以来的清淡平浅(说得难听是寡淡),转换成了富丽精深的诗风,之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宋诗一代的新天地,把星光灿烂的西昆体写作又重新归入平淡流畅。若论宋诗的发展史,西昆体处于一个不可或缺的的位置。如果没有浓艳的反转片模式一样的诗风,宋人也不会反思并让初宋诗回归清新古淡的道路。当然这中间的过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过程,如梅尧臣提的“意新语工”这种写作态度就与西昆体追求的诗意深婉的精神十分契合。前述所说西昆体的这些流变,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无疑会有很大的启示。

石介向通过写这篇文章来提醒当朝的统治者,一定要将人民放在心上,多关心百姓的疾苦,才能带领整个社会走向繁荣,带领国家走向昌盛。

石介去世后,乡里的人为他和孙复建立“鲁两先生祠”来纪念他们。

西昆酬唱代表了初宋诗人的一种群体写作的诗歌生活方式。这两年,国内对西昆体的研究也多起来了,相信会对西昆派有更新的认识和更新的评价。

石介 怪说

石介 中国论

《怪说》是北宋教育家石介的作品,其中主旨是指斥杨亿为首的西昆诗体。石介是北宋初的学者、教育家,字守道,人称徂徕先生。生于公元1005年,在其二十六岁的时候考取进士,但是后来被贬官,最终在家开办私塾,教人读书。其作品有《中国论》、《怪说》、《石徂徕集》等。

石介是北宋的教育家,兖州人,字守道,生于公元1005年,石介的父亲石丙曾经担任太常博士。石介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考取进士,担任过地方的推官,后被贬。其父母去世后,石介便自己在家耕田种地,开办私学,给人传授《易经》,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学者。

北宋初期,西昆诗体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它得名于《西昆酬唱集》。其中记载了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首的将近250首诗歌。因为当时的诗歌追求辞藻华美和对仗工整,所以这首诗歌集被广为传唱。

因为石介从小就刻苦学习,行事很是果断。他勇于向当时的北宋政府支出其存在的问题、官僚的腐败等,他认为当时流行的佛教和道教影响力正常的文风,所以他就写下了《怪说》和《中国论》,书中对当时社会文学进行了分析和评判,随后又写下《唐鉴》来挺行北宋统治者宦官带来的危害。

但是西昆体作家大都是生活富裕,地位也很高,所以他们的诗歌中很少有现实的内容,大多都是酬唱之作,并且西昆诗人也只知道一味地模仿,诗歌中缺乏真情实感,所以被很多复古派所批判,其中就包括石介,石介将西昆体称之为“怪”,并加以攻击,写下了《怪说》,后来、梅尧臣等人开创新的诗歌之风,西昆体便逐渐走向衰败。

《中国论》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中国”二字为题目的文章,“中国”二字最初是指上古时代华夏一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国家,因为在全国国土的中间地带,居天下之中,所以称之为中国。后来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就泛指中原地带。

而石介本人也存在很多后人称之为“怪说”的言论。石介强烈维护儒学的地位,而对佛说和道家的言论进行强烈的批判,称佛、老聃是冒牌的圣人。并将佛、老聃、西昆体合称为“三怪”,并且主张一定要禁绝这些,还说佛老之说乱俗,杨亿之文害正,如果不禁止的话,会使华夏中国变为蛮夷,儒学正典会消逝。

其中谈论的有地理、文明、民族三个方面。石介在《中国论》中传达一种当时宋朝人内忧外患的意识,并且在文章中石介将“夷夏之争”、“儒释之辩”等问题系统化,体现了北宋人睿智的预见性思索。

《中国论》还正面反驳佛家和道家的学说,表现他对儒学正统和传统纲常秩序、观念的坚持。石介认为若是按照道家所说的思想,那就是让社会脱离劳动,这必定会增加社会的负担,影响社会的发展,这也是石介为什么那么坚持批判道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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